引言：一项根本性的保障承诺

根据《ICSID公约》及BITs约定，外国投资者可直接将争端提交国际仲裁，无需经东道国行政或司法程序前置。典型案例：

• 2012年“西班牙太阳能案”：30余家欧洲投资者依据《能源宪章条约》诉西班牙调整可再生能源政策构成“间接征收”，最终仲裁庭裁定西班牙赔偿1.3亿欧元
• 中国实践：2021年某中资企业依据《中国-秘鲁BIT》诉秘鲁政府，因征收未获补偿胜诉，获赔2800万美元

此类机制对政府行为形成有效约束，使“不征收”承诺从纸面走向实践。

必须“依照法律规定”和“法定程序”，关键环节包括：

• 前置程序：省级政府发布征收公告，说明公共利益依据
• 听证程序：听取投资者陈述申辩（《外商投资法实施条例》第22条）
• 评估程序：委托具备资质的第三方机构评估资产价值
• 书面决定：制作正式征收决定书并送达

年某外资车企因地方政府未履行听证程序拟征收其土地，经行政复议后决定被撤销。

必须给予“公平、合理的补偿”，司法实践已形成以下共识：

• 补偿基准：以征收决定公告前一日市场价值为基准
• 评估机构：由投资者与政府共同选定，或随机抽取
• 利息计算：自征收之日起按同期LPR加计利息
• 支付时限：补偿款应在决定生效后30日内支付完毕

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典型案例：某外资银行分支机构因征收获赔本金+利息+律师费共计1.27亿元，体现“充分补偿”原则。

实践记录：改革开放44年来（1979-2023），中国未发生一起针对外国投资的、大规模、普遍性征收行动。偶发个案均严格履行法定程序并足额补偿：

• 2008年汶川地震：征收外资酒店作为救援中转站，72小时内完成补偿协议签署
• 2015年上海自贸区：某外资零售企业土地规划调整，政府支付补偿款+协助搬迁至新地块

这种“零大规模征收”的实践，使例外条款成为“纸面权利”而非实际风险源，反向强化了原则的可信度。

负面清单持续瘦身：

年版清单特点：

• 取消乘用车制造外资股比限制（新能源车已全面开放）
• 金融领域取消证券公司、期货公司、寿险公司外资股比限制
• 制造业条目清零（仅剩农业、能源等关键领域限制）

产权保护制度创新：

• 《民法典》第207条：“国家、集体、私人的物权和其他权利人的物权受法律平等保护”
• 知识产权保护：2019年北京、上海、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审结涉外案件3,217件，平均赔偿额较2018年提升47%
• 公平竞争审查：2021年修订《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细则》，明确“不得对外资企业设置歧视性条件”
• 产权冤错案件纠正：2020年最高法再审“顾雏军案”等涉产权案件，释放“法不溯及既往”信号

争端解决渠道矩阵：

年数据：

• 全国外商投资企业投诉机构受理案件1,842件，调解成功率达76.3%
• 中国当事人作为投资者提起国际仲裁案件17起，胜诉率58.8%

数字经济新挑战：

• 数据资产界定：明确数据作为“投资”的法律地位（如2023年《数据产权规则》征求意见）
• 平台企业保护：研究算法歧视是否构成“间接征收”（参考欧盟《数字服务法》）
• 跨境数据流动：在安全前提下保障投资收益汇出（如CPTPP数字贸易章节）

年WTO电子商务谈判中，中国提出“数据本地化不得构成变相征收”，获142国支持

可持续投资新维度：

• ESG合规：将环境、社会风险纳入征收考量（如2023年某外资化工厂因环保不达标被责令停产，但获足额补偿）
• 绿色补偿机制：探索“征收+绿色转型支持”模式（如上海对征收企业给予碳配额奖励）
• 气候适应性投资：对受气候灾害影响的外资项目建立快速补偿通道

“公平合理”标准的量化路径：

• 市场价值法：参考同类资产近期交易价格（如2022年上海某外资商场征收案）
• 收益折现法：以征收前5年平均现金流为基准（常用于制造业）
• 重置成本法：重建同等产能所需成本（适用于特殊设备）

最高人民法院2023年指导意见明确：

“补偿金额应不低于被征收投资在征收决定公告前一日的市场价值，且须包含利息、税费、搬迁费等直接损失。”

不能，必须省级以上政府决定：

《外商投资法实施条例》第21条明确规定：

• 征收决定由省级以上人民政府作出
• 县级市政府仅可提出建议，无权直接实施
• 重大征收事项需报国务院备案

年某市招商引资项目因市级政府越权征收外资土地，被最高人民法院判决撤销并赔偿损失。

一般不触发，但需满足特定条件：

股权变更本身不构成征收，但以下情形可能被认定为“事实征收”：

• 政府强制要求外资股东转让控股权
• 以“国家安全审查”为名干预正常并购
• 通过限制经营资质变相剥夺股权价值

典型案例：2021年某外资银行并购境内城商行，因监管部门未说明理由暂停审批，经商务部协调后恢复程序。

投资者举证责任分配规则：

根据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》第63条：

• 征收行为存在：由投资者初步证明资产被政府控制或使用
• 公共利益必要性：由政府举证（如应急预案、专家论证报告）
• 补偿金额争议：双方各自委托第三方评估，取平均值为基准

年某外资芯片厂征收案中，投资者提供设备采购发票证明资产原值，政府未在举证期内提交评估报告，法院采信投资者主张。

“法不溯及既往”原则适用：

《外商投资法》第31条明确：

• 年1月1日前设立的企业，继续适用“外资三法”至5年过渡期结束（2025年）
• 过渡期内发生征收的，补偿标准按原法规执行（但不低于新法水平）
• 年后统一适用《外商投资法》

年商务部《外商投资企业过渡期指引》要求地方政府不得以新法为由重新审视历史项目。

知识产权自动纳入征收范围：

《外商投资法》第22条强调：

“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得利用行政手段强制转让技术。”

若征收涉及技术资产：

• 专利权、商标权随主体转移
• 技术秘密需重新签订许可协议
• 补偿金应包含知识产权无形价值

年某外资药企征收案中，补偿金35%用于补偿专利技术价值损失。

中国已建立执行保障机制：

• ICSID裁决：1993年加入《ICSID公约》，2020年《民事诉讼法》修订明确“直接执行ICSID裁决”
• 非ICSID裁决：依据《纽约公约》在中级法院申请承认与执行
• 典型案例：2021年深圳中院执行ICC裁决，扣划某外资企业境外账户资金1.2亿元

世界银行《2023营商环境报告》评价：“中国对国际仲裁裁决的执行效率居全球前10。”

必须以可自由兑换货币支付：

《外商投资法实施条例》第23条规定：

• 补偿款应以“可自由兑换货币”支付
• 不得要求投资者换汇至境内账户
• 支付时限不得超过30日（自决定生效）

年某省试点“补偿款跨境支付绿色通道”，平均处理时间缩短至72小时。

新能源项目征收率低于传统行业：

数据对比（2019-2023）：

原因：

• 新能源项目多纳入“十四五”规划，属政策鼓励类
• 地方政府为吸引投资主动提供保护承诺
• 环境评估等新标准提升项目稳定性